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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西安事變成為中國由長期內戰走向全民抗戰的轉折點，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也因他們崇高的愛國義舉被譽為中華民族的“千古功臣”，永載史冊，彪炳后世。

       回望這段歷史，張、楊為何發動西安事變？中共中央為何主張和平解決？

風雨欲來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關東軍炸毀沈陽北郊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反誣中國軍隊所為，以此為借口，突然襲擊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和沈陽城。之后短短4個多月內，東三省淪為日本的占領地。

   而此時的蔣介石忙于調集軍隊“圍剿”紅軍，對日本侵略東北的行動采取不抵抗主義，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御侮”，引起廣大人民的不滿和社會輿論的譴責。1933年1月15日，《獨立評論》發表題為《假如我是蔣介石》的文章，批評不抵抗政策是“最下流的自殺政策”，它使中國變成“一大塊肥肉”，讓日本從從容容地一刀一刀地割去。

      1935年，華北事變爆發。北平學生悲憤地喊出：“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12月9日，北平學生高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等口號，一二·九”運動爆發。

      在“一二·九”北平學生斗爭的影響下，抗日救亡斗爭發展成為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中國人民抗日救亡民主運動新高潮到來。

新的策略

  這時，剛剛在陜北站穩腳跟的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窯堡召開會議，制定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

      12月27日，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論證了和民族資產階級在抗日的條件下重新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著重指出共產黨和紅軍在這個統一戰線中具有決定意義的領導作用。報告指出，“我們要把敵人營壘中的一切爭斗、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要“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才能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打垮”。毛澤東形象地說：只有統一戰線的策略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關門主義“為淵驅漁，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彩。

       1936年，黨對駐扎在西北地區的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第十七路軍開展統一戰線工作。4月9日晚間，周恩來和張學良在延安秘密會見，雙方一致同意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中共中央還先后派汪鋒、王世英等去見第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達成合作初步協議。到1936年上半年，紅軍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之間，實際上已停止敵對行動。

張、楊“兵諫”

      1936年11月5日，張學良約楊虎城見面，說起勸說蔣介石停止“剿共”不成反受羞辱一事，兩人憤憤不平。張學良問計于楊虎城，楊虎城思考一會兒后表示“待蔣委員長來西安時，我們可以效仿‘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故事干”。張學良聽后并沒有立即回應。一天深夜，張學良到葉劍英處，對葉劍英說：“蔣介石要我執行他的命令，同你們打仗，形勢很嚴重，你看怎么辦？”葉劍英反問說：“張將軍的意見呢？”張學良說：“我想了好久，這許多天都沒有很好睡覺，內戰我絕對不打。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苦迭打，抓他起來。”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親赴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率部“剿共”。張、楊在向蔣介石要求抗日的“哭諫”遭到嚴厲訓斥和拒絕后，決心采取“兵諫”。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張學良、楊虎城商定的計劃，東北軍一部包圍蔣介石駐地臨潼華清池，扣留了蔣介石；第十七路軍控制了西安全城，囚禁了從南京來的幾十名國民黨軍政要員。張、楊并向全國通電，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八項主張。這便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和平解決

  中國共產黨在西安事變發生前沒有與聞。事變一發生，張學良連夜電告中共中央：“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其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毛澤東得知這一消息，既興奮也有點疑惑，稍后還特地發電報詢問是否真實，得到張學良再次確認。毛澤東和周恩來立即復電，表示擬派周恩來前往西安商量大計。13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發言中認為西安事變是有革命意義的，應該支持。

       17日，應張學良邀請，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到達西安。在弄清情況后，中共中央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獨立自主地確定了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根據這一方針，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經過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承諾。盡管局勢發展還有跌宕起伏，但歷史潮流已經不可逆轉地向著實行團結抗日、共御外侮的階段發展了。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它粉碎了親日派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陰謀，促進了中共中央逼蔣抗日方針的實現。從此，十年內戰的局面基本結束，國內和平初步實現。在抗日的前提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已成為不可抗拒的大勢。

                                                                         ——中共黨史出版社《中國共產黨歷史》